八七会议，历史在江城转折

来源:光明日报  2021-12-24 15:16:35

大革命失败，1927年8月7日，挽救革命于危难之中的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8人，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八七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结束了他在中央的领导，选出了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

 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道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八七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会议精神，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领导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逐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八七会议虽然会期只有一天，但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1927年，曾经的“赤都”武汉，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因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中央领导人和身份公开了的共产党员陆续更换住所，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

翻开1927年8月7日的《民国日报》，从一篇题为《汉口陷于恐怖状态伪政府犹力事粉饰》的报道中，足以窥见当时武汉局势险恶的冰山一角。

鉴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会议原定于7月28日举行，因为形势紧张，交通困难，被一再推迟。等到8月7日，不得已只能通知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八七会议地点选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二楼，是经过仔细考量的。那里曾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农民顾问拉祖莫夫的住所，前后有楼梯，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通，便于发生意外情况时撤离。

八七会议会址

八七会议会场

八七会议由李维汉主持。此次会议有三项议程：一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报告，指出党在此前的错误及今后的工作路线；二是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关于党在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三是改组中央政治局。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评价说，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李维汉

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这位1920年前往法国，与周恩来等共同探求救国之路的“誊写博士”，6月底离开了冯玉祥的部队，到武汉后任中共中央秘书，由此进入了中央机关。

来武汉前，邓小平一直用的是学名邓希贤，为适应秘密工作的环境，邓希贤在武汉改名邓小平。7月下旬，邓小平搬到当年被称作德林公寓的汉口天津路12号，和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以及中央秘书长李维汉等住在一起，共同秘密筹划挽救革命大计，帮助他们筹备中央紧急会议。45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是分批进来的。作为工作人员，我带着行李最早进入会场，最后才离开会场，在那栋房子里整整住了六天。

德林公寓，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李维汉、邓小平等人在此隐居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馆名，随即寄达武汉。同年7月15日，邓小平重返八七会址觅旧踪。

邓小平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馆名

邓小平参观“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从现存的八七会议会议记录看，与会代表们尖锐地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在发言中都未提到总书记陈独秀的名字。客观说来，1927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还缺少成熟的革命领导艺术，还没有具备独立的妥善解决一系列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还不善于识别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和同盟者，加上对共产国际一些脱离中国实际的指导，原则上也有服从的义务；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刚刚兴起的革命联合力量强大得多，政治经验也丰富得多。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错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但是，如果没有八七会议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总结，就难以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复兴之路。

1927年8月7日，在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征途上，却标志着开始了一段新的历程。会议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继续进行战斗，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根本转变，政治上使党有了新的出路。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挽救并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革命。

当然，历史总是不完满的。在八七会议上和会后，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对于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在组织路线上不适当地强调领导干部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这都给此后一段时间的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危害。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实行历史转折的伟大开端和重要实践，都与武汉紧密相连。

这一切，为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但真正走上坦途，却经历了诸多曲折，付出了沉重代价。

 八七会议记录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