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的中心

来源:武汉党史网  2021-12-24 15:46:33

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寇深祸亟，民族灾难日重的紧迫时局，派出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进驻武汉，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继续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加强沟通与协商，密切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一时间，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如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于右任、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白崇禧等云集武汉，各党派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各界风云人物、名流巨子也都汇聚江城。龟蛇两岸洪波涌动，华夏腹地雄风再起。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10月，武汉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战时首都。

周恩来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其他领导人在武汉广泛开展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斐然。他们会见过加拿大著名的白求恩医生，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柯棣华、木克华、巴苏华、卓凯华，美国著名作家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日本著名作家鹿地亘夫妇，新西兰的艾黎等。虽然肤色不同，语言不通，这些国际主义战士都心系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在武汉留下了他们的光辉足迹。

武汉谈判历经风风雨雨，艰苦异常，为促进国民党继续抗战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代表团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坚持团结与斗争的原则，既保持了与国民党良好的合作关系，又批评、劝阻和反对国民党损坏两党关系和危害抗战的行为，并从大局出发，采取灵活、求实的态度，作出了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为八路军、新四军尽力争取了抗战的相当数量经费和一些武器，更重要的是积极推动国民党进步，巩固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了国共两党较好的合作抗战局面。

武汉谈判中，周恩来在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随后，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积极推动促成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7名中共参政员联名提出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肯定参政会的产生标志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表示“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毛泽东还为国民参政会发出专电，提出了“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的重要建议。

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大学的住所

长江局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发动各界群众投入救亡运动之中。董必武支持成立的青年救国团，周恩来指导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联合朱学范组成的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邓颖超参加建立的儿童保育会和改组后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等，都是影响很大的团体。长江局还领导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广东、江西等南方各省纷纷成立抗日先锋队、抗战服务团等影响较大的救亡团体。长江局通过这些团体，团结争取广大基本群众，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救亡大军。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合影

由周恩来领导、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成立，更使许多群众活动得以公开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推动成千上万的救亡大军汇成洪流。第三厅延揽各方面的名流贤士，组建三处九科，仅办公机关就荟萃名流300人。归属第三厅管辖的还有4个抗敌宣传队、10个抗敌演剧队、1个孩子剧团、1个漫画宣传队、1个电影制片厂、5个电影放映队，总人数达3500人。在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战文艺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领导作用，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武昌昙华林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旧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政治部第三厅长郭沫若及工作人员合影

抗敌剧团在江汉关前演出

董必武率领中共湖北省委人员参加抗日集会游行

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一方面组织以新四军为主体的党领导的南方抗日武装力量，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配合武汉会战，一方面积极推动各种爱国进步团体和进步报刊向国际社会宣传武汉的抗战形势，争取国际正义组织和友人援武汉人民抗战工作。在正义力量的感召下，这期间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向武汉派出援华医疗队，大批爱好和平的国际进步人士云集武汉，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战。

在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下，中国军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抗击侵华日军主力，大大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使整个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也使武汉保卫战与同时期的西班牙马德里保卫战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西方战场的主阵地，写下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重要一页。

周恩来、邓颖超在珞珈山武汉大学寓所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周恩来和艾黎等合影

汉口解放公园内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碑

（来源：武汉党史网、武汉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图志》）